为了深入贯彻《河南省社会信用条例》文件精神，切实做好我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宣传工作，进一步促进我市诚信社会建设，增强全社会诚实守信意识，6月14日上午，由市发改委牵头的三十余家市直单位、银行机构及保险机构参与的信用宣传集中活动在垭口鑫源广场广场如火如荼的开展。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刘海亮、发改委主任张仁杰亲临现场做检查指导，各单位都很重视诚实信用建设工作，多家单位领导也在现场做宣传。
        宣传活动以宣传《河南省社会信用条例》，“守信光荣  失信可耻  诚信舞钢  你我共建”为主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设立宣传咨询服务台、制作宣传展板、印制宣传折页、发放宣传手袋、扇子等方式向市民积极宣传诚信的重要性，以及“守信激励、失信惩戒”制度，告诫广大市民“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此次活动共设置展台12个、展板22个、悬挂条幅32条，发放各类宣传用品共计1800余份，积极引导全民树立信用意识，充分认识到信用记录的好坏，不仅关系到每个人自身的形象和利益，也直接关系到全民的道德水准和文明素质，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研发现，在目前高压严打形势下，电信诈骗案件依然高发难破。在一些地方，电信诈骗类警情甚至占到所有刑事类警情的一半，成为日常生活中影响群众安全感的最大威胁。

  专家指出，近年来，围绕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不断出现的新科技，电信诈骗的作案人群、作案方式也出现新变种，但是打击和预防的方式方法还停留在传统阶段，传统治理方式存在多重不适应性，难以有效应对新变化，须进一步完善打击治理机制。

  “打不尽”的电信诈骗？

  基层民警普遍表示，电信诈骗类犯罪案件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影响百姓安全感的最大威胁，也是基层公安工作最头疼的事情之一。

  太原市公安局梳理十年来数据发现，从2008年到2018年，当地“两抢”犯罪下降九成，盗窃犯罪下降四成，而电信诈骗犯罪增长了90倍。2018年太原警方电信诈骗类案件破案数量上升了73%，但是损失金额却同比上升20%。今年一季度的数据显示，全市电信诈骗刑事类警情日均30起左右，占全部刑事类警情约一半。

  太原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张文宝介绍，太原市发案的电信诈骗类犯罪主要集中在两类：一是兼职刷单类，占全部电信诈骗类案件的比例超过一半，这部分受害者多为家庭妇女、在校学生等群体，部分人群就业困难滋生网络兼职诈骗；另一类占比较大的电信诈骗类案件为冒充类，冒充领导尤其是私营企业的负责人，通过改号软件，向其下属发布转账等指令，此类诈骗案件暴露目前的信息泄露问题严重，个人的身份信息、出差和开会等轨迹信息被犯罪分子详细掌握。

  2018年11月29日，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公布了一组数据，自2015年11月开展专项行动以来，全国共破获电信诈骗案件31.5万起，打掉犯罪团伙1.6万个，捣毁犯罪窝点1.7万个；共查处电信诈骗违法犯罪人员14.6万人；共缴获涉案银行卡28.7万张、手机卡32.2万张，缴获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47.4亿元。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公安部先后64次组织各地公安机关，赴东南亚、欧洲、非洲、中美洲等34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警务执法合作，捣毁境外诈骗窝点216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159人。

  虽然2015年以来我国开展的打击电信诈骗专项行动取得了显著效果，但在此高压严打形势下，电信诈骗犯罪并未禁绝。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共立电信网络诈骗案件81.1万起，同比上升35.5%，抓获违法犯罪人员7.3万人，同比上升36.7%。

  “想打击却带不回来人”

  电信诈骗犯罪从业人员等“业态”已出现多重新变化。据民警介绍，电信诈骗从沿海地区向南方地区蔓延，现在范围愈发扩大，甚至有外国人参与诈骗。

  太原警方近期破获的一起外籍人员诈骗案中，一名利比里亚籍男子冒充在叙利亚服役的“美国将军”，以“搜罗了上千万美金的财富无法送回国，请求保管”的名义，诈骗了太原市民田女士50多万元。在田女士生疑之后，先派遣一名黑人来到田女士家中展示用药水把绿纸变美元的“技术”，随后又以“联合国亚洲事务”的台湾人、三名“美国人”等名义进行诈骗。

  警方表示，这些犯罪嫌疑人根本不是美国人，而是利比里亚人，受“在华利比里亚籍朋友”委托前来诈骗田女士。所谓的“在华利比里亚籍朋友”是一名长期在广州生活的非洲裔黑人男子，警方分析其原本是一名被雇佣的底层“车手”，后面开始自立门户，将窝点设在非洲。

  与此同时，一些重点地区重点类型的诈骗开始互相交叉，向外蔓延。近年我国曾两次挂牌整治电信诈骗重点地区，这些重点地区有各自为主的骗术。警方介绍，随着打击深入，各地骗术互相交叉，作案地域呈现蔓延趋势。

  随着各地降低落户门槛，不少电信诈骗人员开始“化整为零”，向全国各地蔓延。太原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中队长阮航说，电信诈骗团伙以亲朋同学等为纽带，有一个人，往往很快周围就发展出一窝，落地生根后迅速遍地开花。

  此外，电信诈骗窝点逐渐向边境和境外转移。民警普遍反映，电信诈骗犯罪窝点逐步从东南亚向非洲甚至欧洲的一些与我国没有引渡条约的国家传导，“想打击却往往带不回来人”。太原警方侦办的一起案件中，循线追踪到缅甸后发现，犯罪分子将服务器建在一个当地军阀的势力范围内。

  据基层警方介绍，当前电信诈骗基本上已经职业化、专业化：由“金主”出资成立“水房”（财务公司），组织“菜商”（采集信息团队）采取网上购买、派遣人员到股票公司等单位渗透、雇佣网络黑客攻击破译企业网站等方式获取信息资源后，进行专业分类，雇佣懂网络、懂金融知识的成员搭建窝点，雇佣话务员，将分类数据用“猫池”（短信群发器）分批处理。下游则有专门的“车手”（取款团队）提现和专门公司洗钱。

  第三方支付成洗钱通道

  警方反映，最近出现的一些应用新技术的新式诈骗手段百姓难以防范。如新出现的语音合成技术，可以完全模仿一个人的声音语调，再用改号软件模拟出电话号码，一个电话打过来，从号码到声音都是亲朋好友的，受害人连发现都发现不了。

  基层反映，目前电信诈骗“技术手段”创新快，可以根据打击情况迅速开展针对性变种，并不断利用移动互联、人工智能、快捷支付等新技术及其管理漏洞。2016年底各地成立反诈骗中心后，短时间内曾打得对方“措手不及”，取得显著效果，但随后电信诈骗发案数与损失金额又开始逐年上升。

  “2016年时，案件比较简单，一般都能止付住。”太原市公安局晋源分局民警邢江涛说。据邢江涛和大同市公安局网安支队支队长陈军介绍，那时取钱链条为：受害者将钱打到银行卡后，诈骗分子迅速分流多张银行卡，由“车手”提现，提成后返给“水房”。紧急止付一般能止付到五级，即钱到卡后转的前五次都能冻结。

  目前犯罪分子根据打击情况开始进行针对性破解。受害人的钱到了银行卡后，二级就进了第三方公司，如打到支付宝等平台公司后，迅速分流购物，利用七天退款的规则等，将退款分流到不同账户。等警方查出流水，钱早已出了支付宝变现。

  钱难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专业洗钱”花样翻新。警方表示，除了国内专业的提现团队，一些跨境洗钱公司也让他们难以适从。如一些赌博公司，以押赌资的方式将钱打过去，赌博公司抽取15%左右的手续费后将钱洗到境外。一些新出现的边贸公司也成为洗钱工具，如一些犯罪嫌疑人在东南亚成立边贸公司，以卖东西的名义让境内的钱合法打到境外，到账后迅速变现，只收取10%左右的佣金。民警介绍，一般一起案件中，最终到骗子手里的钱大概只有六成。

  反诈骗如何道高一丈

  面对“日新月异”不断发展变化的专业化电信诈骗作案手段，基层普遍反映，目前打击机制和方式落后于电信诈骗发展水平，必须进一步完善打击治理和预防机制，以快制快，以科技制科技，方能有效破解。

  多位受访人士建议，要打破部门壁垒，形成快速联动机制。民警表示，在调取银行卡等信息方面，银监部门要形成“数据跑腿，人力不跑腿”的快速协同机制。基层民警反映，在山西省追查银行流水过程中，除了农行可以跨省调取犯罪流水信息外，其他银行都不支持。

  太原警方侦办的一起案件中，作案银行卡开户行在内蒙古和黑龙江，取款地在广东，民警只能先去开户行提交手续，再去取款地，一来二去，钱早被取走了。而这种跨省调取在技术上并不存在问题，只需打通部门壁垒，让电子数据多“跑路”即可。

  民警还向记者反映了第三方平台调取数据难等问题。他们说，在腾讯、支付宝等第三方平台调取作案流水过程中，全国民警都需先到深圳、杭州等地，由当地网安部门开具介绍手续后去平台排队，调回资料需要至少一周时间。为了节约时间，民警利用个人关系，私底下在这些平台调取相关数据只需要一天时间。

  此外，制度和司法层面产生的不适应性需破解。目前一些制度在基层产生一些不适应性，比如，按照相关规定，电信诈骗案件涉及重点地区人员采取属地打击原则，而一些地区迫于“不摘帽领导不得提拔”等考核压力，控制发案率和打击数，甚至制造打击阻力，往往“捂盖子”，自己不打也不让别人打。

  有受访者建议，对落户、恶意开卡等重点人群应加强大数据分析和管控防范。太原警方侦办的一起案件中，湖北籍的嫌疑人长期在湖北工作生活，在一段时间内集中到江苏、湖南等地的银行到处开卡，一个城市十几张，半个月后就消失了。这种情况往往是专门为下游提供银行卡，按照行情，一套卡价值五六千元。

  不久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支付结算管理 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有关事项的通知》，提出要强化涉案账户查询、止付、冻结管理，对于公安机关通过管理平台发起的涉案账户查询、止付和冻结业务，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的，银行和支付机构应当立即办理并及时反馈。银行和支付机构应当建立涉案账户查询、止付、冻结7×24小时紧急联系人机制。

  该通知还要求，对不法分子利用买卖的银行账户和支付账户转移赃款、逃避打击等问题加大惩戒力度，非法出租、出售、购买银行账户或支付账户的单位和人员征信记录将受影响。

  还有一些基层民警反映，各地的反诈中心由于缺乏编制，临时抽调人手组成，事实上现在只能作为一个联络部门存在，既无资源也没手段。反诈部门必须实体化，以专业人员和专业手段打击已经专业化了的“电信诈骗队伍”，改变目前打击技术落后于骗术的情况。

  同时，反电信诈骗宣传应提升到全局角度和社会综合治理层面。太原市公安局警令部副主任曹明晖说，目前防诈宣传仅靠少数几个部门，内容老套陈旧，应该发动全社会力量，对新情况开展针对性宣传，紧跟群众日常生活习惯宣传，众多有大量用户的网络平台也应尽相应的宣传责任。在社会综合治理层面，应提高群众预防电信诈骗的基本知识，尤其要提高防骗和应对意识。

本报讯 （记者王岗）近日，舞钢市人民法院向社会通报打击拒不执行犯罪暨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行动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曝光了一批“老赖”。

2012年4月，被告人肖庆华所属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经该院审理，判决肖庆华赔偿刘某各项损失29万余元。肖庆华不仅不履行判决义务，而且在法律文书产生之前，将家庭财产以离婚分割财产的方式转移。舞钢市人民法院认为，肖庆华有执行能力而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肖庆华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

法定代表人苗玉召恶意拖欠53名民工工资24万多元，舞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其下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后，仍有14万多元拒不支付。舞钢市法院认为，苗玉召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经政府责令仍不支付，其行为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且苗玉召在缓刑考验期内又重新犯罪，应撤销缓刑，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5000元，与原判有期徒刑三年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三年零十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自去年10月开展打击拒不执行犯罪暨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行动以来，该院与舞钢市公安局、检察院联合发文，广泛宣传，形成氛围，形成高压态势，截至目前，该院共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27件，其中已立案17件；向检察机关移送8案10人，已起诉6案7人，法院作出判决两案两人；通过当地媒体曝光“老赖”150人，录入失信“黑名单”786人，通过与金融、工商等部门联动，执行案件373件，执结标的金额7700多万元。

  日前，《民航局关于取消一批证明事项及实施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正式发布，以“两张清单”形式对49项证明事项直接取消，对5项证明事项实施告知承诺制，进一步推动民航“减证便民”工作。

  近年来，民航局持续推动行政审批便利化，深入开展证明事项清理，2018年专项清理取消了21项规章、文件设定的证明事项。2020年，为贯彻落实《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民航局按照最大限度利民便民原则，选取与市场主体关系密切的5项证明事项实施告知承诺制，深化形成了《民航局实施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目录》，申请人在办理许可时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制方式提交证明材料。除了完成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这一“规定动作”，此次民航局还完成了持续压减证明事项这一“自选动作”，通过业务系统间信息共享，取消49项证明事项，形成了《民航局证明事项取消目录》，取消后改由民航局自行核验，申请人办理时不再需要提交证明材料。

  民航领域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如何实施？民航局政策法规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民航局已经制作了告知承诺书文本，申请人在申请办理相应许可时，可以按照《民航局实施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目录》提供的路径查询下载告知承诺书，书面承诺后提交给审批受理部门，审批部门据此开展审批工作，并在受理后或事中事后监管中进行核验。

  对于取消的证明事项，这位负责人表示，虽然申请人不再提供材料，但是审批部门可通过信息系统查证。对于采取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按特点分类确定核查办法。同时，综合运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重点监管、“互联网+监管”、智慧监管等方式实施日常监管，对在核查或日常监管中发现承诺不实的，依法终止办理、撤销行政决定或予以行政处罚。将承诺人履行承诺情况全面纳入信用记录，区分不同失信情形实施相应惩戒措施。